抗战期间，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突出，是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成为全国抗战物资重要交通线和人员转移大通道，在保存抗战力量和国家命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救济疏散70多万难民
1944年12月1日，《国民公报》记者海天从贵阳发回报社一篇题为《贵阳见闻》的报道。习惯了北方冰天雪地的冬天的他，到达贵阳时适值小阳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于是感叹“以‘天无三日晴’来形容贵州，实在是言过其实。”但不久后气候骤冷，大雪纷飞，屋瓦皆白，一片银色世界。“两星期之久，我在贵阳却度过两个季节，初春和严冬。”
海天这篇文章刊发在1944年12月6日的《国民公报》上，文章开篇说：“贵阳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地平原，无论从街道、建筑、居民各方面来看，它算不上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抗战以来，贵阳地当西南交通的要冲，这乃给它带来暂时的繁荣，特别因受战争的影响，炮火临近边境，这才使这一座平静的城市，染上浓厚的战时色彩。在‘保卫大贵州’声中，贵阳更引起后方灾民特别注目了。”
据统计，整个抗战时期，贵州省共接纳、救济、疏散的难民达70多万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沦陷，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作为抗战大后方贵州省。
1938年7月，针对沦陷区来的大量难民，国民政府颁布了难民疏散办法，其中指示长江以南各地难民在贵州各县收容，以贵阳为集散地点。10月，贵州省成立了贵州省救济难民委员会，下设事务处，并指定镇远、都匀、凯里、平坝、安顺等48个县为收容县区，同时设立贵州省救济难民委员会各分处，建立收容所，安置难民，发放基本生活费等。到12月时，即已安置陆续来黔难民约3000人。
贵州还拟定了《各县救济难民事务分处建筑难民住宅办法》，要求指定收容或疏散难民的县份，如果原有房屋不敷容纳时，必须专为难民修建草房若干栋（定名为难民住宅），每栋3大间（每间宽1丈、深2丈），隔为6小间；每栋须居住有眷属之难民3户或单身难民40名以上（其建筑经费由救济准备金下开支）。平舟（今属平塘）、三穗、黄平等县都曾建难民草房。同时贵阳先后在岩脚寨、舒家寨、二戈寨、青山坡、狮子山、罗汉营、打鱼寨、花果园、石板坡、市西路、金钟路等地建经济平民住宅200余栋，供疏散难民居住。
1942年4月，因缅甸等地侨胞陆续来黔，贵州省赈济会组织贵州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办理侨胞救济事宜，截至10月底，共登记侨胞3.06万人。
黔南事变前后，由湖南、广西进入贵州的难民达几十万之多，贵州省在入黔沿线纷纷设立难民救济院（站、所）等，仅独山难民登记总站从1945年2月22日至3月15日共登记5967人，接待难民6856人，遣返4972人。到1946年，滞留独山的难民依然超过1万人。直至1947年底，难民才完全离开独山县境。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转送大批人员
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对贵州各项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袁超俊到贵阳建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为抗战前线运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同时转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家属和爱国青年到延安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贵阳是抗战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接待任务非常繁重。先后有张云逸、张鼎丞等，从新四军军部前往重庆转赴延安，或在贵阳交通站停留；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医处长沈其震以及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新四军干部和警卫人员，从重庆赴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接待，安排食宿；叶剑英、李克农夫妇、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夏之栩、曾宪植、贺逸、叶选平等，以及徐特立、李达、方正、吴茵、邓垦等，都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停留，徐特立在逗留贵阳期间还向贵阳达德学校的师生作了一场“关于抗战形势与前途”的演讲；越南的胡光（即胡志明主席）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并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解决一些越南人士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安置和疏散至筑城的领导人及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他们被安顿在贵阳附近的青岩居住近两年之久，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同时，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疏散、转移各地地下党组织撤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文化界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干部家属、医务人员、进步青年，将他们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
知名人士和国宝的安全经停地
“这次经过贵阳，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找到了这么多热情的朋友，是的，有了你们，我才有留恋，才对贵阳发生特别的好感……这回一住就是三天，临走时还有依依不舍之感。”1943年，途经贵阳的作家谢冰莹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抗战期间，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徐悲鸿、闻一多等文化界人士都曾经过贵州进行转移，到达延安、重庆等地。
《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七辑“抗战贵州文录”开篇收录了署名为“林冰”的作者于1938－1940年发表在《旅行杂志》上的《西南公路——湘黔段》《筑渝纪行》《西南公路——筑柳段》《筑滇行程》4篇文章，描述了当时贵州在交通运输上的西南中枢地位。发表于1938年的首篇文章的开头就是：“西南公路纵横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以及云南五省，全程共长二千七百八十余公里，交叉点在贵州省的贵阳。所以今日的贵阳，成为西南公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全线的中心点。”抗战期间，在来自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断绝后，各种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等运到中国云南，通过贵州再转运至重庆或抗战前线。
仅在1938年2月至1942年初的3年多时间里，西南运输处一家就投入800辆卡车，运输物资22万吨到前线。晴隆县作为抗战后方战略物资的集散地，在抗战中总计将45万吨国际援华物资运抵抗日前线，尤其是在抗战中后期，每天均有3000多辆汽车运送抗战物资到重庆。晴隆二十四道拐，被赞誉为“抗战生命线”。
素有“滇黔锁钥”之称的盘江铁桥作为当时中国与盟国唯一战略补给线上的咽喉要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西南国际大通道的交通命脉，是国内留存的最大最完整的“二战钢桥”。
当时的黔桂铁路在开辟通道以加强对国统区的联系、巩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物资通过航空运输到独山后，就经黔桂铁路和公路分运到贵州各地和广西等地。
这样的交通枢纽地位，让抗战期间的贵州拥有了成为转移大通道的必要条件。除了军用物资、难民、各界人士等，贵州还是战火之中珍贵文物和古籍的安全经停地。
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纂，历经10年完成的重要古籍《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的集成之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3467部42536册文澜阁《四库全书》从浙江迁徙到贵州，先后存放贵州省立图书馆、张家祠堂，最后转移至地母洞，在贵阳存放时间长达6年8个月。
1939年初，故宫博物院的80箱共计1022件国宝转移到安顺华严洞保存。1944年底，黔南事变爆发，华严洞内的80箱文物连夜运往四川巴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批文物辗转至重庆、南京。
另一支抗战期间途经贵州的高校迁徙队伍，则是西南联大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他们为躲避战火和继续求学，从长沙辗转昆明，历时68天，徒步跋涉1600公里，经过贵州。闻一多在此留下了多幅贵阳风光的速写，师生们沿途写下的日记，更成为关于旧时贵州风物的珍贵记录。